1984年冬天我在巴黎的时候，许多人跟我提到批评家贝尔纳•比沃。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发行量很大的法国《读书》杂志的主编就是他；10年前我在日内瓦求学的时候，正赶上他主持的电视节目《新书对话》首次播出；他又是1983年法兰西学士院批评大奖的获得者。接待单位的一位负责人听说我此行的目的是考察法国文学批评的现状，就极力建议我求见贝尔纳•比沃先生，并且说：“您一定还要设法参加旁听他的电视节目《新书对话》。” 、
　　
　　格拉塞出版社的著名批评家雅克•布莱奈则流露出某种不满：“比沃先生在法国出版界实行着真正的独裁，出版家们关心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他们出版的书是不是被比沃先生选中了。”
　　
　　出版家则说：“比沃先生的节目．提醒人们认识到书的重要，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他们的喜悦自不待言，尤其是出版社不能在电视上做广告。
　　
　　毁誉姑且不论，反正是贝尔纳•比沃的节目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就是作家本人，多半也是以被贝尔纳•比沃先生邀请为荣的。对于新作家来说，更是无异于“鲤鱼跳龙门”。于是竟有这样的事发生：一位新作家的朋友和亲人声称，只要他未受到贝尔纳•比沃先生的邀请，就不承认他是作家；一位出版家解雇了一位负责对外联络的雇员，理由是半年内本出版社不曾有一位作者登上贝尔纳•比沃的演播台。对此，贝尔纳•比沃只好一言以蔽之曰：“荒谬!”
　　
　　贝尔纳•比沃的节目叫作《Apostrophes》，每星期五晚9点30分左右在法国电视二台播出。Apostrophes这个词指的是修辞上的一种手段，称为顿呼。若译成中文，又要像个电视节目的名称，只好取其唤起观众注意的意思，称它为“新书对话”了。这新书对话进行得颇别致，由一主持人邀请所要介绍的书的作者，通常是4位，就书的内容提出问题，进行讨论。这些书都是近期出版的，主持人自然要全部读过，就是被邀的作家也须全部读过，因此，交流不仅是双向的，也是多向的。主持人选什么书，提什么问题，首先向哪一位作者提出，甚至被邀作家的座位，都是经过慎重考虑和精心安排的。这个节目大约进行两小时，那气氛通常都极热烈，有时发生争论，也不妨有点儿不伤和气的火气。贝尔纳•比沃先生以其机智、幽默和渊博，使《新书对话》这个节目成为法国人最喜欢的节目之一，有些人并不读书，却绝不肯放过一次收看的机会。对于新书介绍来说，比沃先生的节目可以称得起“功德无量”了。更何况目下正是文字新闻陷入危机的时候。当然，新书介绍不限于文学，但文学总是大宗，况且，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贝尔纳•比沃不时地把触角伸向人文科学的其他领域，既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必然，因为随着社会文学水准的提高和生活环境的改变，公众绝不会只满足于读小说，他们的兴趣会转向传记、历史、哲学甚至种花养鸟之属。
　　
　　就文学批评而言，贝尔纳•比沃的节目究竟有多大的价值和怎样的影响，完全可以见仁见智，甚至各执一端，但是，倘若不把文学批评视为书斋中学者的智力游戏和课堂上教授的高头讲章，那么，批评的形式和媒介不妨多样化和多层次化，更不必总是板着面孔、做出莫测高深的样子。尽管人们可以追求思考的快乐，但是文学批评并不因此而拒绝绽开可亲的笑容。“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内容的肤浅在传播的及时广远方面得到补偿，何况即席发表的意见未必就一定与“肤浅”有缘分，有时那些经过种种考虑的意见倒是徒具“深刻”的外衣呢。
　　
　　1985年1月18日的《新书对话》节目中，贝尔纳•比沃先生邀请了瑞士作家迪伦马特，法国作家让一路易•居尔蒂斯、阿兰•罗伯一格里耶和菲利普．索莱尔斯。我作为居尔蒂斯先生的朋友，被邀列席旁听。当晚9点钟，我到了坐落在让•古荣街21号的法国电视二台。演播厅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了，看得出来，他们都很兴奋，仿佛是在参加一次层次很高的社交活动。那四位被邀的作家已陆续到达，忙不迭地和他们的相识打招呼，或者匆匆谈上一二句。迪伦马特庄重，居尔蒂斯文雅，罗伯一格里耶豪放，索莱尔斯则风流倜傥。待他们分四角坐定后，贝尔纳•比沃先生上场了，在面对观众的一端落了座，这时有十几位摄影记者上前，一时间电闪雷鸣，颇忙乱了一阵。也许贝尔纳•比沃说了句“开始”吧，演播厅内突然灯光大作，旁听席上也顿时鸦雀无声，四架摄像机迅速对准中心地带，《新书对话》节目开始了。
　　
　　贝尔纳•比沃首先介绍他的四位客人，同时出示他们刚刚出版的四本书：迪伦马特的《开端》、居尔蒂斯的《作家的成长》、罗伯一格里耶的《返回的镜子》和索莱尔斯的《赌徒的肖像》。这四本书都具有自传的性质，这恐怕是它们之间的唯一的联系，也是它们的作者聚在一起的唯一的原因吧。迪伦马特是一位驰名世界的德语作家，居尔蒂斯是一位坚持传统并敢于对新小说表示不敬的著名作家，罗伯一格里耶恰恰是知名度极高的新小说派首领，而索莱尔斯则是一位以激进和善变著称的才华横溢之士。这样一个强大的、危机四伏的阵容，对贝尔纳•比沃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因为主持人实在是一场多向对话的指挥官。
　　
　　贝尔纳•比沃先生果然身手不凡。他首先拿让一路易•居尔蒂斯开刀，对他说：“您在书中大谈彼埃尔•博努瓦，令人颇感惊讶。”接着，他问罗伯一格里耶是否读过彼埃尔•博努瓦的书，答曰“不曾”；又问索莱尔斯，回答是否定的微笑。比沃先生单刀直入，的确触着了一根敏感的神经。彼埃尔•博努瓦是战前十分活跃的一位小说家，极擅长组织情节、营造气氛，其代表作有《大西岛》、《德•拉菲尔德小姐》等。居尔蒂斯在书中叙述自己的阅读经验时，相当细腻地分析了博努瓦讲故事的卓越技巧，而这是新小说派的作家们弃之若敝屣的。居尔蒂斯先生居然敢于承认他钦佩一位今日已被遗忘的作家，的确是“令人颇感惊讶”，而这自然也和他一贯非议“新小说”的立场有关。贝尔纳•比沃提出彼埃尔•博努瓦，就等于开辟了一块战场，让居尔蒂斯和罗伯一格里耶打一场遭遇战，使电视机前的观众大饱眼福。不料居尔蒂斯竟不肯施展他那尖锐而不失忠厚的讽刺，只淡淡地说了几句，其大意是“新小说”的走红与消费社会的出现有关。罗伯一格里耶似乎并未首肯，他的意思是不要把“新小说”限制得过死，并再次强调小说形式的重要。面对新小说派的主将罗伯一格里耶和当年“新新小说”的倡导者索莱尔斯，贝尔纳•比沃当然不肯轻易放过，然而这两位似乎无心恋战，只说“新小说”已成历史，尽人皆知，不必旧事重提。不过，罗伯一格里耶指出，新小说问题总是在某个时候被提出，说明它已经在历史上占有一页，言下颇有自得之意。问及迪伦马特，则对曰：法国人历来喜新厌旧，什么东西都要冠以“新”字。关于索莱尔斯的书，尤其是书中的色情描写，罗伯一格里耶说没有什么看法。贝尔纳•比沃此时双手一扬，半是怀疑半是揶揄地说：“哈!伟大的罗伯一格里耶居然没有看法!”迪伦马特咕噜了一句：法国是色情玩意儿的仓库。引起了一阵哄笑。罗伯一格里耶和索莱尔斯显然有前嫌未释，他说今晚是两年以来第一次向索莱尔斯问好。”早就听说法国文人每有因观点的歧异而交恶者，所渭“道不同，不相谋”，这也许是个例子吧。关于罗伯一格里耶和迪伦马特的书都说了些什么，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总而言之，贝尔纳•比沃的节目是成功的，而罗伯一格里耶和索莱尔斯的表现却是令人失望的，观众本指望听到他们的一番唇枪舌战，却不料他们仅止于彼此问好。演播结束后，电视台薄备酒水，主持人、协作者、被邀的作家和旁听者可以一杯在手，自由交谈，我就是这时和贝尔纳•比沃先生订下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