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比沃先生刚从瑞典回来，因天气骤变而有些感冒，脖子上围了一条丝围巾。看到他这般模样。我实不好意思再去打搅他，好在他再三声明只是微恙．不妨碍谈话。纵使“不妨碍谈话”，我自知应该尽量简短，于是就径直问他，作为文学批评家，对法国文学批评的现状有何看法。不料他竟一本正经地答道：“我不是文学批评家，我只不过是个记者而已。我一向把批评家看得很高，而我自知才疏学浅，所以不敢高攀。”
　　
　　我一时竟险些语塞，当然，我是不能让他就这样把门封死的：“可是您在电视里谈书，在您的刊物里谈书，谈书的人不是批评家又是什么?按照阿尔贝•蒂博岱的分类，文学记者正是批评家中最有生气的一种哩。”
　　
　　他笑了：“我操记者之业，又经常在谈书，当然不会没有看法的，不过我的看法显然是不全面不系统的。说到文学批评，法国目前有两种，一种是大学教授的批评，一种是新闻记者的批评。前者是一些专门的研究，出版的书往往印数很少，有些研究成果甚至不公开出版，因此广大公众无缘接触，或竟不知道。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批评，但不是报纸杂志的关心所在。这类批评有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往往是因为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例如60年代初罗朗•巴尔特和莱蒙•毕加尔之间关于新批评和传统批评的论战，或者是因为记者们从罗朗•巴尔特的批评中发现了某种天才的东西。就我个人而论，我对那种把一根头发分成四瓣的批评不感兴趣。新闻记者的批评则是面向广大读者的，是一种情绪批评。”
　　
　　“有人说法国的文学批评目前正处于低潮或曰情况不妙，您以为如何?”
　　
　　“就大学教授的批评而论，也许可以这么说，但就新闻记者的批评而言，情况或有不同。同20年前相比，批评(我这里说的是新闻记者的批评或称日常批评)的声望的确下降了许多，不过，在记者群中，负责文学批评的记者仍然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们也确实被称为文学批评家。再说现在批评的地位不似先前，可能是因为有了电视等其他传播媒介，人们不再单靠文字来了解应该读哪些书了。总的来说，我认为当前文学批评的状况是良好的，当然可以希望更好。《世界报》的贝特朗•布瓦洛一德尔佩什、《快报》的安杰罗•黎纳蒂都是很好的批评家，莫里斯•纳多更是大手笔。当然，也有不少不那么令人满意的批评家。”
　　
　　“那么您认为造成批评地位下降除了传播媒介增多之外，还有什么原因?”
　　
　　“在法国，往往是作者、批评家和出版者一身而三任，出版家出版自己的小说，小说的批评者又多为作者本人的朋友或同行，而他们也有书要出版，出版者、作者、批评者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连环，这样如何能做到客观和公正?即使出版者不出版自己的东西，他们也往往在小说家中挑选批评家。这种现象在英国则很少见。我要是继续搞《新书对话》，我就绝不搞出版，也不写书，因为现在的我若是写一本拙劣的小说，也会有人出版的。”类似的话我在菲利普•索莱尔斯那里也听到过，意思是搞创作的人兼搞批评甚至出版，容易形成小团体，彼此串通一气，使批评丧失距离感。贝尔纳•比沃先前也写过一本小说和一本批评随笔，而自从他主持《新书对话》以来，果然就搁笔了，只出过一本摄影集和一本关于他非常喜爱的一支足球队的书。
　　
　　在法国，新书的评论通常是由记者撰写的，报纸和周刊往往设有专人担任文学记者，号称文学批评家，由他们主持批评专栏，一般是每周刊出一次。在大学任教的文学教授或研究人员则主要对已有定评的作家进行研究，这种作家多数当然早已作古，近年来虽有改革，但在世的作家进入大学课堂成为研究对象者仍属凤毛麟角。
　　
　　一般地说，重大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和阐发是教授们的擅长，有关文学及其批评的新观念新方法自然也多出自他们之手(与报刊的文学批评家相比)。如果说他们是两类批评家的话，我感觉到在他们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贝尔纳•比沃可以把学者们的批评讥为“把一根头发分成四瓣”，某一著名教授也可以用“闪光的不都是金子”一类的话打发掉记者的批评。那么这两类批评之间就没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关系的确很少。我本人很少读学者们的大部头著作，有时读一点，那是为了介绍某一本书。”
　　
　　“那么，记者们在进行批评时，是否有一种方法论意识，即是否遵循一定的批评方法?因为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批评的方法论问题曾经热闹了十来年。”
　　
　　“关于方法的争论已经是历史了，只有专家才感兴趣。记者们的批评是一种情绪批评，主要谈他们对某一本书的感觉，很难设想报纸上的一篇书评是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写成的，因此可以说，从事日常批评的批评家们并不遵循什么一定的方法。”
　　
　　“可以说那是一种印象主义的批评吗?”
　　
　　“姑且这么说吧。”
　　
　　我所以提到印象主义的批评，是因为我觉得多年来人们过分地冷落了它，正当批评家们纷纷以某种所谓科学的方法画地为牢，从而使大片绿洲沙化的时候，印象的批评无疑是一股清凉的泉水，既可解批评家的灵魂上的干渴，又可使土地湿润重新长出绿荫。须知所谓“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所得的并非无根的游谈，形诸文字的印象已经进过了思维的熔炉，只不过这种批评家特别地珍视他们的直觉的领悟和生动的感受罢了。再说冒险的灵魂不同，所得的印象也自有异。大批评家的印象固然有可能使人顿开茅塞，就是小批评家也容有一得之见，甚至普通的读者也有权表达其独特的感受。所谓印象，不独是产生于原作的撞击之下的一种创造，而且也是对原作的一种可能的补充。世间有一种教条的批评家，他们以一定之规去衡量万变之作品。其结果只能是圆凿方枘，或者削足适履，他们自然是什么印象也不会有的。当前是科学昌明的时代，那些刚刚尝过科学的甜头的人们自然相信科学是万能的，恨不得什么东西都能有一种仪器加以测量或者有一个公式加以表达，就连最自由，最不可规范的文学也不例外。我想他们的愿望肯定是要落空的。在科学统治着的任何地方，总会给突发的奇想、新鲜的感受、直觉的领悟甚至误解留下地盘。文学批评要避免冷冰冰的千篇一律，两个灵魂碰撞之下所迸射出的印象的火花实在是很可宝贵的。我作为一个读者，是很喜欢听那些深谙创作三昧又极富阅读经验的人谈他们阅读一本书的印象的，可惜这样的人似乎并不很多。我于是便想知道贝尔纳•比沃先生心目中的好批评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