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最绝妙的一笔是意想不到的死亡。

　　我决定跑到500多公里以外的中央高原，去看一个火车站。

　　巴黎以南要开出300公里，才走出单调的大平原，进入山区。经过奥尔良、夏托卢，到了利摩日，就已经算进了中央高原的大门，再往南走便是著名的奥弗涅山脉。越往南，山越高，最后又像推平皱折一样，缓缓地下降，慢慢地荡涤到地中海边。我要去的那个村子离地中海还很远，它在流经西南部的多尔多涅河的支流苏维涅河的河谷间，名叫圣夏芒。

　　在从蒂尔城沿120号国道向圣夏芒行驶的路上，景色很美，我竟然搜刮不出什么再好的形容词来，倒是这四个字比较平淡耐读。公路穿行在河谷间，曲曲弯弯，只见两边山体上新披的嫩绿，一波一波向后荡去。收音机里播着老歌，一首首似听非听地滑过去，就像这一切最深处的背景。忽然费里那略带沙哑的声音在唱：“爱，就是失去理智……”这样的布景里，听到这样一首歌，有一种包围着你的所有东西一时间都在融化的感觉。

　　为什么要去圣夏芒？在所有涉及安德烈·马尔罗的传记或回忆录里，这是个很少被提及的名字，他的很多简历上这一段经常是不存在的。他1942年至1944年在此逗留，当年租住的小城堡居然一无改变地伫立在公路边的山坡上，以至于在村边下车，一仰头就能看见。

　　我却并不是来看这座城堡的。我要看的是当年那个小火车站。

　　“心爱的的女人的死，就像晴天霹雳。”

　　120号国道到了圣夏芒便由于修路而中断了，我在傍晚走进村子，朝山上的城堡略看了几眼，便开始寻找那个小火车站。村子很小，要不了多久结果就出来了，令人失望：小火车站连同铁轨早在30年前便已全部扒掉。

　　我还是坚持找到了当年小火车站所在的地方。月台已是一片草地，铁道线已成河谷里的田野，一座现代化的多功能厅取代了当年的候车室，寂寞无主地立在村外田野边。1944年11月12日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悲剧，已被时间涂抹得毫无缝隙了。

　　在《反回忆录》里，马尔罗写过这样一句话：“心爱的女人的死，就像晴天霹雳。”这个女人就是若塞特·克洛蒂斯，他的情人。

　　那一天，她送母亲上火车，就在这个小火车站，当车启动时，她在跳上月台的一刹那，失脚滑倒，被火车轧过，车轮将她的双腿压断。她没能熬到第二天便死了，从抵抗运动中匆匆抽身返回的马尔罗，未来得及见她最后一面。

　　她的临终遗言有不同版本，马尔罗在随笔《拉扎尔》中叙述的是这样一句话：“我从没有想过，死，是这样的。”她那位目睹车祸的女友提供了另一个版本，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喜欢你的香水味，不过现在……现在我很疼。”

　　我倾向于第二个版本，较符合真实；第一个版本更哲学，较符合马尔罗想象历史的风格。没有人想得到自己的死是什么样的。

　　这一年她34岁，就穿着被火车压碎的裙子入土了，连嵌进她那对美丽乳房的道碴也没有取出来。她留下两个儿子，一个不到两岁，一个四岁，马尔罗的非婚生子。

　　“死亡中最本质的东西，是它使所有在它之前发生的事都变得无可挽回。”

　　我对被突然中断的生命有一种特别的情感，我从未谋面的爷爷、我那在一个街口被车撞死的父亲都是这种命运。生命中遭遇过这种事情的人，不再相信永恒，他只知道一切都可能被停下来，被拿走，好像从来就没有属于过你，再说属于这个词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生命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安排好的，说走就走了，在突然割裂的那个断层上，永远留着新鲜的、神秘的伤口。那道割缝像一个只能是天意的完美的杰作。以至于过去的和未来的都已不重要，重要的只是那一刹那。

　　马尔罗在小说《希望》中写过：“死亡中最本质的东西，是它使所有在它之前发生的事都变得无可挽回。”实际上何须死亡！

　　暴死有一种残酷的美感，我也是过了好久才明白的。

　　在她留下的残稿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读起来，仿佛巫师的咒语，好像她早已预言了自己的死亡：“寒冷从脚底升起，仿佛沉入比寒冷更糟的彻骨的冰冷中。你感到你终将被它淹没……这寒冷裹挟着，压迫着，你知道吗，像沉重的东西压在你身上；好像永远永远都卸不去。五秒钟内，也许更长一些，我的心停止了跳动，我不再呼吸了。一切到此结束，那扇门开了，我走了。”

　　我是在一个极偶然的情况下听到她的名字的，马尔罗并没有为她写过什么纪念文字，在他的作品中只有绝少的几处提到她，而且只有片言只语。整个一部谈死亡的《拉扎尔》，也只有一句给了她。她未完成的手稿和遗照就像被收进魔术盒一样被集在一只小皮箱里，这只箱子并不在马尔罗手里，或者说他并没有试图拥有这只箱子。1945年后，他成了政府要员，他的生活已远远走出这只箱子的范围了。

　　我却在这个像影子一样一晃而逝的人物身上，看到了让文学都显得苍白的东西。命运最绝妙的一笔是意想不到的死亡。我承认是这种死亡深深抓住了我，这是一种具有致命吸引力的东西，因为它非人类的智慧能够解释。我也是在面对这样的死亡之后才明白，人类所有形而上学的东西都是面对死亡得来的。

　　“什么样的世界可以不付代价地去发现？”

　　有人靠文字和思想留下一部书，有人其生命本身就是一部书。若塞特就属于这后一种。我想起她二十岁出头时说过的一句话：“存在要趁早，年轻并不是本钱。”人在多大程度上无意识地预定了自己的命运！

　　见过她的人说她像30年代的电影明星，我看过她的一张照片，是那种古罗马雕塑似的美，古典而保守，今人的审美观未必喜欢。也就是这种美最初吸引了马尔罗。马尔罗的眼睛是专为美而生成的，这是一种天生的敏感。

　　那是1932年。她作为年轻的外省才女刚刚走入文坛，来到巴黎；他却早已成名，是巴黎左翼文人中的一员干将。她的处女作《绿色时光》刚刚由加利马出版社出版，不过一本书在巴黎知识分子圈里不过如石入海，倒是她的年轻和金发碧眼更引起异性同行的注意。

　　位于巴黎七区塞巴斯蒂安·博旦街(今天的巴克街)7号的《新法兰西杂志》社是文人们的聚会点，有纪德、圣-埃克絮佩里和妻子贡苏萝，有马丁·杜加尔、德里厄·拉罗歇尔、路易·阿拉贡……当然还有马尔罗。有一天，在杂志社的走廊里，她与他擦肩而过，他披在肩上的浅色大衣的衣角轻轻拂过她的身体，令她一阵颤栗。就这么一下，几秒钟的四目相对。很快她听到身后办公室里有人在向他道贺，他刚刚得了个女儿，克拉拉(马尔罗的妻子)生的。

　　他们经常有机会在出版商加利马家每星期天的午餐会上碰面，地点：卢森堡公园南面的梅杉街。不过那主要是这群目空一切的精神世界的王子们的聚会，她是插不上嘴的。两人第一次“交锋”是在1932年11月的一次招待会上，众人在议论某人坠入了情网。她脱口而出：

　　“可他是结过婚的人。”

　　马尔罗正好在她身边，他带着“极大的惊讶”表情问道：

　　“两者有什么关系吗？”

　　作为一切的开始，这段对话妙不可言，人生的某些场景就像有人导演过一样，你不得不惊叹生活有时比小说更精彩，就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

　　1933年春，马尔罗发表了小说《人的境遇》，这本书彻底奠定了他在30年代文坛的地位。这时她已注意到他有时投向她的目光带着一点别样的关注和热情。但那是不说明问题的，眼睛不过是人体最大胆的器官。

　　又一次聚餐，人不多。她喝多了一点，胆子变大，说她赞成肉体自由。有人反对，说女人有先天的限制。她听马尔罗在说：“什么也没有尝试过的人，其悔恨不是不沉重，只是不那么显而易见。”

　　一群人又在七嘴八舌，马尔罗的声音再次传进她已微微晕醉的心田：

　　“什么样的世界可以不付代价地去发现？”

　　她想起小时候父亲给她买过一只玩具猫，她非常喜欢，从不离手。但有一天，一只真猫走过她身边，她情不自禁一把就扔掉了玩具猫。“在这群男人中，马尔罗就像那只玩具猫中的真猫。”

　　第二天，她收到他的一张便条，约她单独午餐。就像她在几年以后意识到的，她选择了“灯蛾扑火”。这倒颇符合她20岁时的人生哲学“存在要趁早”，瞬间的闪光要胜过一个世纪在黑暗中的飞行。

　　这一年12月7日晚上，她与从外省来的父母共进晚餐。她在父亲放在饭店长椅上的报纸上，看见马尔罗获得了“龚古尔奖”。她奔去打电话，他在家里，约她在圣日尔曼大街的利普咖啡馆见面。她去了，人山人海，她走不过去。

　　我感叹那个一去不复返的年代文学的力量，那种磁石般的对周围世界的吸引力到哪里去了？我们这一代将为我们的迟到付出多大的代价？

　　第二天，电话响了，是马尔罗，约她在旺多姆广场的丽兹饭店午餐。这时，克拉拉在哪儿？她去巴勒斯坦了，一个偶然。不过走的人永远都有错的，不是吗？

　　吃完饭，就在侍者去拿他们放在寄存处的大衣时，他忽然目光望着别处快速地说了一句：

　　“如果一个男人建议你和他共度一个月而没有明确的未来，你能做到这一点而不要求更多的东西吗？说实话，我认识的女人中，没有人会这么做。”

　　她说：“重要的是这个月有31天。不管怎么样，头一天，人都自以为能做到。”

　　载着他们的出租车穿过协和广场，忽然她感觉到马尔罗的头凑近她的衣领，接着是那两片喜欢美食的嘴唇。那座她好像望了一百年的石头雕塑，突然之间在她眼前活了起来。不多不少，就是这种感觉。

　　“一无所用的措施”

　　几年以后的一天，在他们幽会的旅馆里，他朦朦胧胧地搂着她睡着了，她大睁着眼睛望着沉浸在淡淡的温热中的房间。“他们之间除了这闪电般的爱的瞬间还有什么？”

　　永远是到问这句话的时候，一切就变得复杂了。她写道：“我知道不应该将目光投出鼻子尖底下那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