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伊的遗书和生前事迹为人们所熟知，并跻身国家英雄的行列，并不是偶然的。在居伊及其他26名共产党人被枪决后，一位同时关押在沙塞尔集中营的15岁共产主义青年会女战士爱思特·高登，奉地下组织之命搜集所有被害者留下的笔记资料。通过她的努力，居伊的战斗精神和慷慨赴难的动人故事不久便在法国抵抗运动阵营中流传开来，成为人们心目中抗击纳粹、光复法国的爱国主义小英雄。1944年12月28日，戴高乐为居伊·莫格追授二战十字勋章和抵抗运动纪念章，1946年2月9日，又为他颁布了象征为国家做出最杰出贡献的骑士荣誉勋章，并将巴黎17区的一条街道和一座地铁站命名为：居伊·莫格。

　　至此为止，在沙塞尔集中营所有被纳粹杀害的死难者中，只有居伊一人在身后享有如此的殊荣，其它受害者的名字几乎都从此销声匿迹。而且，在南特暗杀事件牺牲的人质中，居伊并不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据资料显示，在居伊牺牲日的同一天——22号，总指挥奥托将军下令在南特处决了16名人质，在巴黎近郊处决了5名人质，这21名死者中最小的是不到17岁的安德雷·勒摩尔，他在牺牲前勇敢地高呼：戴高乐万岁！然而，他的英勇表现却并未得到戴高乐的青睐。

　　20多年后，戴高乐去世，人们不禁开始细究他为何当初如此不遗余力地“包装和推销”居伊·莫格。人们发现，居伊的父亲普罗斯佩·莫格在阿尔及利亚期间便与戴高乐相识。在其后的法国抵抗运动中，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法国光复后也是私交甚笃。1956年6月普罗斯佩的妻子朱丽叶，也就是英雄居伊的母亲因车祸去世时，戴高乐甚至亲自写了一封长信表示悼念之情。

　　质疑英雄

　　20世纪70年代后期，法国共产党在政坛上逐渐式微，历史学界对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价值与意义开始重新进行考量，并发出了与传统的理解不同的声音。居伊·莫格的“抵抗运动英雄”称号开始受到质疑，他宣传共产主义是否属于“抵抗运动”的一部分？作为人质被杀害与作为战士被杀害的结局是否存在质的不同呢？

　　1991年，在南特暗杀事件与人质牺牲纪念日，法国共产党主席乔治·马沙亲自主持纪念活动，此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当年参与暗杀行动的青年会成员之一，吉尔贝·布鲁斯林忽然出现在聚集了一万五千人的纪念现场，手中挥舞横幅，上面写道“我是南特事件策划人中的唯一幸存者，我理应在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如此，他还当场痛骂：“马沙！这儿没有你的位置！”这一丑闻当时震动全国。

　　2000年，《居伊·莫格：被枪决的童年》一书出版，作者详细分析了法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是否属于抵抗运动，以及居伊·莫格英雄称号的合理性，使法国共产党历史和小英雄的疑问重新浮出水面。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作者皮埃尔-路易·巴斯便是那位搜集沙塞尔集中营牺牲者资料、将居伊事迹公诸于世的女共产党员爱思特·高登之子。

　　两年后，历史学家让-马克·贝里耶和佛兰·里埃格发表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首先，法国共产党由于支持苏德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在抵抗运动正式开始后，并没有即时投入对德斗争的阵营，居伊以共产主义青年会成员身份进行秘密宣传工作，只属于党派宣传，而不是反侵略宣传；法国共产党直到1941年6月苏德关系正式破裂后，才投身反纳粹抵抗运动，而此时的居伊已经去世了。其次，居伊是被法国警察逮捕，在法国的法庭进行审判，与德军无关；他“非法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罪名之所以成立，是援引了国防部长达拉蒂埃为打击法国共产党制订的法律条文，因此居伊的被捕和受审并非直接由于他从事抵抗运动。再次，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因南特暗杀事件遭受无妄之灾的人质，而忽略了三名策划和参与行刺的共产主义青年会成员，他们之后的遭遇如何？有没有被德军打击报复？身为组织者之一的吉尔贝·布鲁斯林为何突然现身1991年纪念活动并制造了如此丑闻？作为真正的反纳粹英雄，他们始终被人质居伊的光芒掩盖在历史的角落里，这不得不让人们怀疑“英雄”之名所隐藏的不公正。最后，法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着力描述沙塞尔集中营里关押的共产党员之惨况，似乎有意转移公众视线，隐瞒1939-1941年间迟迟不参与抵抗运动的事实，但是，沙塞尔集中营的囚徒绝大多数都是在1940年被政府逮捕，罪名大多是从事共产主义活动，与抵抗运动毫无关联，所以集中营的经历也不能为居伊成为国民英雄提供理由。在这个国民信仰普遍没落的时代，为了推出一个国家英雄，我们不惜篡改历史和塑造英雄，这恰恰是对烈士的侮辱。

　　回到2007年10月22日，居伊·莫格全国纪念日照常推出，尽管教师们反应冷淡，政府组织的各项活动却仍然如火如荼，官方印制的居伊·莫格首日封和邮票也在当日上市出售。2007年10月26日，由于朗读遗书在各地学校都引发争议，教育部宣布自2008年起，10月22日将更名为：抵抗运动青年战士纪念日。政府态度软化，刻意将问题模糊处理，最终使学界抱屈不平的声音渐渐平息，至于居伊·莫格是否真正能够担负英雄之名，将寄望于历史学家们能否通过更深入的研究为公众释疑。一个真正的英雄人物的建立，不仅需要接受几代历史学家的反复质疑，而且必须通过广大民众自身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拷问，才能终究彪炳青史，为后世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