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6月3日在阿尔及尔取代了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戴高乐临时政府，在将近五个月(比作为敌人的意大利等得还要久)之后的10月23日，才获得其西方同盟国的承认。凯旋的临时政府首脑戴高乐在巴黎等二十多个法国城市受到热烈欢迎；7月，又先后在华盛顿和纽约受到热情接待。

　于是在1944年11月11日，是由作为同盟者的戴高乐连同法国所有的政治力量一起来接待丘吉尔了。不过这次访问差点演成一场不愉快事件。事前，戴高乐是偶然得知老丘吉尔准备访问巴黎。什么？没有向主管部门请示就想来？把法国当成他的殖民地了吗？禁令下达到有关部门，规定只能按照一般外国访客的级别接待。伦敦和巴黎的外交人员赶紧照办，但英国首相还是受到了热烈欢迎。当戴高乐和丘吉尔在欢呼声中步入爱丽舍宫时，老英雄们看不过去了，在底下窃窃私议：“太过了……”

　此时可以说，不管法国的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但戴高乐成了惟一能够牵制斯大林扩张野心的西方国家首脑。

　就是在这次会面中，丘吉尔向戴高乐透露了莫斯科会晤的细节。一个月前，斯大林和丘吉尔在莫斯科会面，商讨东欧的瓜分方案，就像两个窃贼坐地分赃。“罗马尼亚的90%归苏联，10%归英国；希腊反之；南斯拉夫一半一半……”戴高乐则连忙追问：“那波兰呢？”此时可以说，不管法国的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但戴高乐成了惟一能够牵制斯大林扩张野心的西方国家首脑。

　1944年11月下旬戴高乐的莫斯科之行让人们看到了一场政治权术的表演。强的愚弄弱的，弱的欺骗大众：“共产党员先生们，瞧，我受到了斯大林的接待；其他先生们，我知道该怎样和魔鬼打交道！”这次会面的确巩固了法国与英美抗衡的实力；而且，斯大林对德国的仇恨有助于实现法国控制莱茵河左岸的野心，这是法国历代国王的梦想。

　斯大林-戴高乐会谈的中心议题是法苏联盟，其间伦敦突然来电，丘吉尔建议三方联合组成欧洲政府……戴高乐对他的苏联伙伴说：“法苏之间没有任何分歧，不能将法苏关系与英法关系相提并论，英法之间有太多的利益冲突……”会谈期间，戴高乐与斯大林达成了协议，协议规定苏联不得通过波兰亲苏傀儡政权“卢布林委员会”实现对波兰的控制。戴高乐同意向卢布林委员会派遣一名观察员，但如得不到莱茵地区，他决不放松波兰。

　几次努力之后，法国的地位肯定是提高了。但是两年来，斯大林已经习惯了英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对他的言听计从，两手空空的法国人倒凭什么这么横？真是既可怜又傲慢，而且胃口还不小。必须把他排除在核心集团之外，比如说雅尔塔会议。

　1945年初，大家都在讨论即将在克里米亚半岛举行的这个大国会议。 1月25日，戴高乐召开记者会：“我们已经听说会议在准备中，但是法国没有受到邀请。”法国最终没有出席这个会议。雅尔塔会议就好像是“五百万兵力俱乐部”，法国能出多少兵？最多十几万。

　如果说丘吉尔没有说服另外两大巨头邀请法国参加会议，那是因为他认定自己就能够维护法国的利益。他和安东尼?艾登确实以高度的机智和效率，为法国争取到了出人意料的有利条款：法国在德国的占领区(原来是准备留给英国的)和柏林盟军委员会的第四把交椅。这是战胜国的荣誉。

　戴高乐在《回忆录》中丝毫未提丘吉尔的功绩。然而事实上，正是丘吉尔力排众议，主张法国是保持欧洲平衡的必要存在，同时也是阻止苏联挥师欧洲的天然屏障。他是法国利益的捍卫者，何况瓜分德国是老朋友戴高乐最大的愿望。可以说，正是由于在雅尔塔会议的缺席，法国才赢得如此胜利。

　战后重建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戴高乐的不懈努力和一支真正法国军队的参战。正是法国人的世界观使这些马扎兰和克莱蒙梭的后人要为法国争得一个与它的地理和历史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没有这种世界观，一切都无从谈起。为了给这件事画上一个句号，1945年7月17日，罗斯福逝世后三个月，三个大国首脑重新在波士顿会面。戴高乐没有因未受到邀请而生气，反而乘机嘲讽西方大国如同“一盘散沙”，丘吉尔竞选失败更加剧了这种溃散。和平到来了，谁还需要战争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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